第二，征收征用的对象除了不动产外，还包括动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认为，国家公权力系由公民私权利转化而来的权力，这个公权力有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四、直面矛盾有减有增: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亮点 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汲取历史经验并结合当下中国国情，没有躲避困难，敢于直面矛盾，机构有减有增。

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要加快推动和协调，不能久拖不决。摘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当深刻认识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的若干重要背景因素变化，须要关注十九大报告、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方案、2018宪法修正案提出的诸多新课题，特别是如何通过创新监督体系高质量地建设法治政府。（10）改革评价与程序法（这是特别基础性的改革行为约束法）。（7）接受监督、责任到位、权利救济的观念。行政管理模式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

这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是指那些已有足够社会共识、主客观条件比较成熟、政治风险可控而被纳入依法治国决定的稳健改革举措，而社会共识不足、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政治风险太大的内容显然并未纳入，实际上也无法纳入。[6]此外，还在党的领导部分纳入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加强涉外法制建设等，这些都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意涵的重大举措。比如，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提到：制《春秋》之义，如各国之立宪法，制定而为后世所率由也。

[60]参见周威：黄遵宪使用宪法语词考，《日本研究》2016年第3期，第6372页。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正是由于《十七条宪法》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影响及其成文法特征，在近代意义的宪法一词出现以前，宪法一词就出现在日本官方文件中，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以宪法部类、宪法类集命名的法令集，明治五年政府出版《宪法类编》，明治七年太政官制定《议院宪法》。[15]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5页。

宪法一词作为舶来品，借此机会逐渐传播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康同薇独立使用宪法一词，是在其所撰写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一文当中。

为此，他不断寻找机会，进呈图书，撰写奏折。(4)上海《集成报》第26期，标题为康工部有为呈请代奏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4日。康有为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是在吸收前辈和同代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间有馀裕，宜修成宪法而发布。

(2)波王感宪法有憾，以问于满院议员。[46]麦仲华编：《戊戌奏稿》，1911年日本横滨出版，第4页。宪法旨在划分权限，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定宪法公私之分，[15]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16]保护臣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吾民之权利。[21]康有为：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86页。

康有为认为，欧美是宪法制度的先行者，中国要变法自强，必须向其学习，改宪法而图维新，以为旧法不可用，非采万国之良法设局令草定新法不可行，[26]不过在具体的学习对象方面，应当学习日本，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釆而用之，[27] 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28] 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26]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16页。

前述《我史》引文提及，《日本变政考》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事实上，18971898年间的《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做法。

(一)《日本变政考》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集中表达康有为之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的倾心变法，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8]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已指出，王韬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90年，并非1871年，出处是《重订法国志略》，并非《法国志略》。1.郑观应 关于郑观应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部分宪法学教科书依据《盛世危言》中的表述，认为郑观应是最早使用宪法一词的中国学者，其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5)长沙《湘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5日。众所周知，梁启超为《时务报》主笔，而《知新报》是由康有为主办。根据对《申报》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申报》首次使用近代意义宪法一词的时间是1887年5月2日，该期刊载的东瀛佳话篇介绍了日本起草宪法的情况： 日本报云，日本国宪法向来执一从严，近今参照各国稍稍变通，由各员先立草案，再由内阁大世批阅重加修正，目下调查至急，付各委员整订外又聘德国法律顾问官补助之，所定法律中第一以皇室关系万世继承，故其意尤精密其词极威严。

对此，据《我史》记载：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三)康有为选择使用宪法一词 宪法对译的是Constitution一词，然Constitution一词在1897年之前已出现多种译法，比如国律、国法、国宪、国例、国章、章程、宪章和宪法，散落于各种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律学著作，以及一些词典和报刊。

梁启超在该文中比较了中日两国变法的情形，认为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40]其中主张变法和译书报国的观点与康有为基本一致，该文的发表时间比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晚了4个月。[44] 办报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主张。

[61]虽然《日本国志》一书直接影响了康有为，虽然黄遵宪和江标、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推行的新政和康有为在北京推动的戊戌变法遥相呼应，但是在使用宪法一词方面，黄遵宪的确远逊于康有为。在淞桂拒绝代呈的情况下，康有为将《上清帝第五书》发表于报刊，公之于众。

[8]参见注[2]，饶传平文，第2436页。《日本书目志》各卷卷末署汤辅朝、欧榘甲覆校。[68]在《大同书》中提到：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产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法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

鉴于1887年7月2日的《申报》明确显示该信息来源于日本报，比《西国近事汇编》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早一个多月，而且《西国近事汇编》采用的是汇编形式，更关键的是，上述两则报道的语言表述有较多相似之处，笔者推测，《西国近事汇编》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申报》。[68]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40页。

[45]同注[26]，这九则引文分别在第397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16页、第417页和第419页。康有为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公法》《日本国志》和《重订法国志略》等著作，以及《万国公报》《申报》和《西国近事汇编》等报刊。

[65] (二)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 《日本变政考》提到了《诗经》《王制》《周官》《洪范》《孟子》《史记》等经典著作，还提到了《春秋》以及《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即《春秋谷梁传》)等著作，不过，尚未将宪法和《春秋》联系起来，自然没有提到《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这一判断。[72]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关殊钞点校，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62版，第16、17页。

宪法不仅有利于统合国家，宪法至公至理也，[10] 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11]还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避免国家受辱，日本之所以力整国政，博采宪法……以免此不公不平之大耻大辱也。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章程和宪法，如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制定宪法不是二三人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必然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日本变法二十四年，而后宪法大成，[18] 日本变法，日异月殊，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刮垢除旧，改良进步，乃得成今日之宪法。[36]参见注[6]，王宝平文，第34~46页。

[57]无论如何，郑观应即使是在19世纪80年代最早使用宪法一词，但他在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再使用过宪法一词，甚至其名著《盛世危言》的1894年五卷本和1895年十四卷本也没有使用宪法一词，直到1900年八卷本才开始使用宪法一词。[56] (2)易惠莉在《郑观应评传》一书中推测，《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1898年前的有关宪法一词的内容，可能都是郑观应后来补写或改写的。

其中有4份奏折使用了宪法一词，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 (1)1898年4月10日康有为的《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釆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提到：日本变法，日异月殊，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刮垢除旧，改良进步，乃得成今日之宪法。因此，笔者不同意陈新宇的下列观点。

但就宪法和《春秋》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而言，《日本书目志》中的表述，与提出《春秋》为中国古代宪法这个判断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讲究名分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而《春秋》最为讲究名分，《春秋》之学专以道名分，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孔子乃作为《春秋》，定天子诸侯大夫士民之名分。